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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華讀書報》整版推薦:一位百歲“觀察者”留下的1940年興隆場百態

    1915年出生于成都的伊莎白·柯魯克(IsabelCrook)教授是新中國英語教學的先驅和拓荒人之一,她在20世紀30年代即深入中國西部農村開展調研,其后親歷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土地革命等歷史時期,新中國成立后她和丈夫柯魯克一起留在中國,共同致力于為中國培養外語人才。2018年4月,伊莎白教授被評為“改革開放40周年最具影響力的外國專家”。《戰時中國農村的風習、改造與抵拒——興隆場(1940-1941)》系伊莎白教授近年根據1940年代手稿重新整理而成,本書以抗戰時期在興隆場的調研、訪談為基礎,全面而客觀地記錄和保存了當地歷史沿革、政經法律、民間信仰等多方面的鮮活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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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莎白田野調查途中

    伊莎白田野調查途中


    興隆場的茶館社交

    對興隆場人而言,定期集市為這方圓二十平方公里內的人提供了一個理想的社交平臺,大家能夠相互認識、產生聯系、增進感情。通過趕場建立起來的人際關系不一定十分牢固,但毫無疑問會拉近彼此間距離。許多人的生活圈子借此擴展到親戚、鄰里以外。年復一年,熟人相遇,拱手寒暄,話題從國家大事到家庭瑣事,就在這些閑言碎語間紐帶變得愈來愈緊密。走在街上,或是無意聽到幾句閑聊,或是打眼覷見鄉公所和茶館內外發生的事情,都可以借機了解別人的情況。所謂“偷聽”在這里不過是家常便飯,無絲毫冒犯之意。“收聽”就是這兒的生活方式呀。

    1940年的興隆場,居民中幾乎很少有人識文斷字,因此各類消息多半以口頭形式在集市上傳播,這用四川話講叫“擺龍門陣”。茶館里的“龍門陣”除了大量形形色色的八卦新聞,也包含諸多嚴肅話題,比如本省或縣里的政治局勢、物價漲落、官場腐敗、土匪作亂、民間糾紛、百姓健康以及任何看似非同尋常的地方事件。講述的故事必須生動鮮活,甚至帶點兒戲劇性,而聽眾一般不少于兩人。以某人得病為例,敘述者需要加入噱頭,把算命先生的說法也娓娓道來。“擺龍門陣”讓人們有了共同的愛好和是非判斷。周邊鄉民因為經常出入茶館,也逐漸獲得一份歸屬感,視自己為興隆場大家庭中的當然一員。

    許多人都是一邊趕場,一邊獲得了種種小道消息,像誰誰生病了、誰又貪腐了、誰家為瑣事打起來了、哪兒鬧土匪了、哪兒又抓壯丁了等等。商販們見多識廣,總能及時通報璧山近況以及川、黔兩省的市場行情,還有就是重慶、成都的時事新聞和戰事最新進展。男人們最關心物價和時政,他們的活動軌跡大致是上午做買賣,下午剃頭、泡茶館、擺龍門陣、打牌。已婚婦女——年輕未婚女子一般不允許招搖過市——的節奏較為緊湊,逛完集市,要么趕緊回家,要么找到親朋好友打聽近況,或者問問算命先生某位病人情況如何。臨街診所似乎是個神秘的地方,每當有中醫坐堂診病,路人誰想過來看看都可以。最后,每個人都像小報記者一樣滿載而歸,那些道聽途說來的看法和說法真假參半、或瑣碎或重要、或振奮人心、或令人沮喪。

    鎮上傳播的大小新聞不脛而走,周圍村莊和分散的農舍很快也能聽到風聲,這當然歸功于川流不息的流動小販。興隆場的集市一散,他們立刻收拾行囊,挑擔上路(行程遠近取決于貨物種類)。下一站可能是璧山縣城、山谷中的另外一座場鎮、或者山上零散分布的農戶——總之所到之處,兜售貨物的同時,少不了跟人聊起自己在興隆場及沿途路上的最新見聞。事實上,這些小販很愿意給鄉下人充當耳目。

    集市上的消息被流動商販傳向四面八方,是否走樣且不去說,即便在興隆場它們還要經過數道手續的加工方能定型。作為一種“傳統的社交風俗”,鄉民借飲茗來打發時光,而茶館也因此成為本地新聞的主要生產地。茶客們把聽來的故事改頭換面,往往根據士紳階層的口味決定細節的取舍,或夸大其詞,或略而不談。最終形成的版本好像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認同,雖然總有個別人私下竊議,指出真實事件與口頭傳說的出入之處。

    坊間傳聞究竟如何添油加醋、炮制出爐,可以拿在茶館廣為流傳、當時引起轟動的劫獄事件來作說明。據說,1941年4月14日,來自興隆場及鄰近大鵬場、三教場的三十來名土匪結伙襲擊了璧山縣的臨時監獄。原先的監獄在上一年7月毀于日軍炮火,囚犯有的被炸死,有的趁亂逃脫,剩下的或僥幸獲釋、或被轉到城外這家由一座祠堂改建的臨時監獄中。從茶館流出的故事說襲擊發生時,大約二十名守衛死的死,跑的跑。土匪鑿墻而入,用事先帶來的工具從容打開被關押同伙身上的鐐銬,全部逃之夭夭。

    最早版本強調土匪在成功解救三十個同伙后,隊伍得到壯大,接下來還準備血洗興隆場,報復一向熱衷剿匪的鄉政府,同時搶劫鄉建工作組里的那些下江人(在當地人看來,下江人幾乎就是有錢人的代名詞)。然而被救同伙的身體狀況實在糟糕,甚至連路也走不動,反倒成為累贅,讓看似完美的攻擊計劃最終泡了湯。

    幾天后,茶館里又開始盛傳另一種說法。4月18日夜,也就是劫獄發生后的第四天,土匪決定洗劫興隆場。當晚十點他們從三教場出發,去興隆場途中遇到一隊縣里的保安團。按照慣例,團丁走夜路時往往故意大聲喧嘩,暴露位置,以免跟任何危險分子不期而遇。但這回不走運,藏在野地里的土匪立刻抓住機會展開伏擊,槍戰中一名團丁受了重傷。新版本聲稱興隆場得救的原因就在于土匪跟保安團的這次狹路相逢,因為槍聲一響,再去偷襲自然變得毫無意義了。

    仔細檢視以上敘述,不難發現其中人為雕琢的痕跡。首先,土匪并未劫獄,而是日機轟炸后,守衛驚慌四竄,無人看守的犯人趁機打開牢門自己跑掉了。縣里派保安團搜捕,但一無所獲。通過夸大土匪本領,把他們說成是一伙組織嚴密、作戰兇猛、而且殺人不眨眼的魔王,茶館版本的故事就以一種巧妙方式彰顯出保安團臨危不懼的勇敢精神,從而掩飾了政府在對治匪患問題上的無能。一個明顯事實是,那些越獄囚犯肯定個個都病懨懨的,沒人幫助根本跑不了多遠多快,卻無一人落網,對此我們沒有聽到任何猜測或解釋。至于鄉民團為什么不去協助縣保安團一起搜索,同樣沒人提及。類似的刻意疏漏只能說明一件事,即普通民眾懼怕越獄者跟本地權勢階層有這樣那樣的聯系,凡涉及敏感話題寧可裝聾作啞、輕輕帶過。即便破綻百出,當這則故事從一個茶館傳到另一個茶館,人們還是津津樂道,表現出濃厚的興味。

    “擺龍門陣”的背后其實折射出更深層次的社會意義,使故事能一再傳播。茶館內外,大家坐在一起高談闊論,重溫往事,或痛徹心腑,或壯懷激烈。引人入勝的講述讓所有茶客意識到,作為興隆場人,他們有著共同的經歷,一種抱團心理油然產生。我們注意到軍閥混戰時期的騷亂留給當地人的記憶最為刻骨銘心,尤其三十年代初谷玉山加害平民的暴行,讓他們至今談起來心有余悸。作為劉湘麾下二十一軍軍中的一名下級軍官,谷帶領一團人馬(約四百人)來到福祿場剿匪,并代理鄉長一職。他在那里待了八個月,所做頭一件事就是毫不留情地除掉前任鄉長戴勝顯。戴是梓潼鄉人,據說在任時每當土匪綁票,都會出面充當中間人,安排贖金,從中賺到不少油水。利用戴去給親戚祝壽的機會,谷玉山指使自己兒子埋伏在路上,將他射殺。此舉算是殺雞儆猴,隨后谷便以剿匪為名,在轄區內肆無忌憚展開了清洗行動。凡可疑對象統統抓去砍頭,鬧得人心惶惶,以致許多人害怕被仇家借機攀誣報復,不得不離家外逃。

    谷玉山濫殺無辜的行為最終被他的母親制止。聽說這邊發生的事情后,老太太專程從仁壽(位于成都附近)趕來,并當街下跪,央求兒子饒過一名正打算處決的犯人。從此谷玉山才稍稍放寬了高壓恐怖政策。諷刺的是,導致谷垮臺的原因竟跟他真正消滅一個為害一方、聲名狼藉的土匪頭目有關。上司劉湘那時剛巧收編了這股土匪,谷不知內情出兵鎮壓,本想建功立業,結果卻以“濫殺”罪名遭到解職。據說后來有人見他在成渝公路上干起了拉人力車的營生。

    興隆場的四家茶館不光是本地人談天說地、炮制新聞的重要“車間”,讓人們形成共有歷史的共同記憶,還幫助集市變得更受歡迎。正是在這里,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共聚一屋,或洽談生意,或調解糾紛。在此基礎上,大家公認的種種不成文法才得以執行。

    來鎮上趕場并頻繁出入茶館的當地顯要尤其引人矚目。這些所謂“名流”包括各處的富裕地主、鄉政府官員以及茶館老板。在歷史悠久的興隆場,大地主和普通百姓之間早已不再隔膜。每位地主的脾氣秉性、社會關系盡人皆知,其私生活也毫無秘密可言。人們見慣了他在茶館聊天、充當和事佬、賭博時輸錢、或跟老婆拌嘴,普通人感覺到與他也有一種連接。

    鄉民一旦發生糾紛,通常選擇集日去茶館“講理”,但這并非唯一途徑。另外還有一些行之有效的辦法,比如當街大吵大鬧解決個人問題,尤其是家庭矛盾或對付鎮上“名人”亦用此伎倆。關鍵是要造大聲勢,讓對方當眾出丑。當眾吵架,弱勢一方便能為自己辯護。地位高的人多看重臉面,這一點恰成其軟肋。弱勢一方每每擺出魚死網破的架勢,對他們來說,圍觀者越多形勢越有利。圍觀的人或聽聽而已,或出面說和,建議雙方無論對錯各讓一步,免得顏面盡失無法收場。總之,相比公正,息事寧人方為目的。

    撒潑尤其是婦女——無論其身份、地位如何——對付侮辱的一種必備方式。事實上,女子如果無端遭人中傷,必須挺身而起,用破口大罵的方式公開予以回擊,否則即被視為對自己行為不檢的默認。可是經這么一曝光,飛短流長的各種謠言立刻變得無人不曉。

    盡管興隆場看上去松松散散的,它的定期集市在這一帶還是家喻戶曉。得益于各種基礎設施的齊全,集市安然無恙,并未被軍閥混戰時期的動蕩與騷亂吞噬掉,倒是對塑造當地社區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來鎮上趕場已經成為周邊鄉民一成不變的習慣。生活在這個圈子里的人們,不但彼此間聯系日趨緊密,其內心深處的歸屬認同感也愈發強烈。隨著時間流逝,小鎮建設日益完善,不但成立了鄉公所,各種民間組織也陸續成立,其中包括兩座廟宇、數個宗親會以及聲勢極盛的袍哥等。

    在一片面積僅二十平方公里的狹窄山地中,近一千五百戶興隆場人能夠活得游刃有余,靠的就是舉辦集市和集約耕作的生產方式。定期集市給缺田少地的人帶來了額外收入,提供了商品銷路,以免忍饑挨餓、陷入絕境。還不止于此,集市又是一個充滿魔力的社交場所。在這里,人們產生沖突又解決了沖突,而社區不同勢力的政治角逐也表現得最為露骨。


    袍哥的源流和結構

    清王朝的滅亡為哥老會的發展創造了契機。與清末許多民間秘密組織一樣,哥老會也一視同仁把不同職業、身份的下層民眾聚攏在自己旗下(包括僧尼道士、江湖藝人、煉丹術士、算命先生、衙門皂隸、戲子、小店主等,三教九流無所不有),共同從事推翻清政權的活動。為了顯示有別于常人,成員一律身穿長袍,“袍哥”即由此得名。

    在清朝最后幾十年間,各省官吏開始意識到秘密組織快速發展所帶來的威脅。1883年,四川總督丁寶楨在給巴縣衙門的飭令中就說,“川省幅員遼闊,匪類叢生,所謂啯匪、會匪、教匪、鹽匪各屬多有,或白晝而攔途搶掠,或黑夜而毀室行強。”然而清政府自身難保,根本無暇對付層出不窮的“匪類”。至十九世紀末,據一位法國傳教士所見,袍哥勢力已經遍布川省“所有大中城市”。1891年重慶開埠通商,隨著商業活動的日趨活躍,當地哥老會更加如魚得水。清政府對此仍是一籌莫展。1909年,時任川督竟無力說服新成立的諮議局通過一項壓制哥老會等民間組織的法案。當時哥老會成員已不再限于“下九流”,而是逐漸分布到社會各個階層。許多有錢有勢的紳商也加入袍哥,借以廣通聲氣,同時自己頭上也多出一頂保護傘。

    袍哥勢力因辛亥革命的爆發而進一步壯大,革命后完全公開、合法化。更重要的是,它由早期的流動互助團體逐漸發展成人員眾多、結構嚴密、并且有著穩定地盤的組織。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曾把帶有反清色彩的四川幫會作為可以爭取的力量,吸收有威望的袍哥首領入會,并將大批同盟會員安插到對方陣營中。1911年四川發生的鐵路風潮最終釀成了保路同志軍大起義,其中就有幫會組織的廣泛參與。孫中山曾經說,正是同志軍暴動為不久之后推翻清朝的武昌首義鋪平了道路。

    在由袍哥發動的成千上萬苦力、農民的圍攻之下,省城成都陷落,這對辛亥革命的成功起到了關鍵作用。同盟會領導人尹昌衡成為新建立的四川軍政府都督后,極力倚重袍哥勢力,并封自己為舵把子,把他主持下的軍政府稱為“袍哥政權”。據說尹大都督曾身披紅袍招搖過市,公開亮明他對袍哥的支持態度。這樣一來,袍哥地位陡增,士紳視之為新政權的化身,爭相加入以求自保。

    然而所謂的“袍哥政權”僅僅曇花一現,滇、黔兩省拒絕承認,并發兵入川,企圖驅逐袍哥勢力。而尹昌衡也逐漸意識到袍哥組織過于松散,難以駕馭。各地碼頭即公口雖然行規森嚴,但各行其事,相互間缺乏配合(“碼頭”一詞顯然與袍哥等地下組織興起于長江流域有關)。尹最后決定改弦易轍,把袍哥“請出”軍政府。1912年2月,成、渝兩地的軍政府合并,隨后成立四川都督府,開始限制哥老會的活動。

    袍哥雖遭受重創,但元氣未傷,轉入鄉間繼續發展。也就是在這一時期,袍哥隊伍內部出現了分化,形成以下層群眾為主的“渾水袍哥”和由官僚士紳控制的“清水袍哥”。渾水袍哥繼承了老一套打家劫舍的土匪做法;而清水袍哥則以“鄉村領袖”自居,道貌岸然,有時也能憑借權勢保全地方利益。

    袍哥分化還表現在“職業袍哥”與“半職業袍哥”的對立上。所謂職業袍哥,平常待在茶館——即袍哥的辦公處所——洽談生意、招待客人或是尋歡作樂(如賭博)。他們不但負責管理本堂口,時不時地還要插手地方事務。半職業袍哥之所以加入進來,多半都是出于對自身利害得失的關切,其中包括工商教育界名流以及政客、軍人之類。

    接踵而至的是軍閥連年混戰,為袍哥的發展提供了沃壤。僅川省戰火就燃燒了二十年之久,經常是五六個派系的軍閥隊伍互相打成一鍋粥。有人統計,從1911年至1932年,該地總共爆發過四百六十七次軍事沖突。槍炮聲此起彼伏、不絕于耳遂成為家常便飯。重慶數度易主,直到三十年代初劉湘在那里建立起一個軍閥政權,局勢才算稍微安定下來。戰爭令軍火生意空前繁榮,打紅了眼的軍閥們先得從四川、西康、貴州、云南等地收購鴉片,再運往上海去換武器。這種雙向貿易當然離不開袍哥幫忙。販賣私鹽是哥老會等秘密組織的另外一個生財之道。所有這些非法活動最終導致一張地下經濟的大網在千瘡百孔的中國土地上蔓延。

    軍閥混戰、土匪橫行以及農村傳統秩序的崩壞都讓袍哥有了可乘之機。通過行俠仗義、“主持公道”,他們在鄉村這片政治真空地帶扮演起一方權威的角色;一面又從開辦賭場、囤積貨物(包括糧食、鴉片)、收取會費及保護費等賺到數不清的錢財。毫無疑問,正是四川軍閥的崛起為袍哥組織的極度膨脹創造了空間。像隨風飄蕩的種子一樣,他們離開城市,終于在無人問津的廣袤鄉野找到生根發芽的肥沃土壤。

    1940年初,袍哥在興隆場已經發展得有模有樣,經營著兩座茶館和一家曲藝社。起初我們以為,王明軒開的茶館之所以人來人往、熱鬧非凡,全由于老板善做生意,又能用一副會唱歌的好嗓門招徠客人。過了一段時間,我們才發現王氏茶館原來是仁龍社的碼頭,即袍哥大爺議事的場所。每逢集日,各位首領坐鎮茶館,仲裁糾紛、監督交易的同時,遇有所謂名流從外鄉或縣城趕來,也不忘茶酒款待,借機跟對方拉關系。

    茶館還是各路客商來到鎮上的落腳點。任何陌生人只要在此亮明自己的袍哥身份,便會有位管事前來招呼,并盡力提供方便或者保護。場鎮可以說是袍哥活動的主要舞臺。這里共有四個分社,春節期間會舉行一些特別儀式,一年還要召集兩次聲勢浩大的盟會。

    袍哥早已不是早期的秘密團體,除了偶爾關起門來密商大事,一般情況下都公開活動,無所顧忌。因而大家不但可以隨意談論各堂口的字號、輩分、成員以及幫規,而且相當踴躍地參加他們舉辦的任何公共活動。事實上,我們聽說遍布全鄉的六個袍哥分社幾乎吸納了興隆場的每一個成年男人。如果有誰不肯加入,那么他在眾人眼中就變得“身價不明”,毫無信譽可言。

    人們選擇哪個堂口,似乎主要看其階層高低,而這是依照儒家標榜的仁、義、禮、智、信加以區分的。鎮上的四個分社分屬仁、義字號。仁字號輩分最高,仁龍、仁羅兩分社(前者規模更大)皆向士紳敞開大門;其次是義字號,成員以富裕自耕農為主。設在鄉下的另外兩個分社我們不太了解,據說都屬于輩分較低的禮、智字號,成份也較復雜。參加禮字號的有無地農民和手工業者;智字號則更像是個商會,成員包括商人、店主等等。以上只是籠統而言,未必準確。比如仁、義字號的組成分子就不會局限于某個階層,而是三教九流、士農工商都有。當地人聲稱他們加入輩分高的堂口,不光要繳更多會費,關鍵還要品行端正。這種說法不可信,我們發現,除了所謂人品和經濟實力,幫派力量、人際關系也是入會時需要考慮的因素。至于說仁、義字號要求全體成員必須出身清白、為人正直,更是一派胡言。

    顯而易見,領導袍哥堂口的都是有錢有勢的士紳之流。任何人夢想出人頭地,首先就得加入袍哥,并設法成為里頭的上等人。袍哥大爺對待弟兄要有擔當精神,遇事要么出面斡旋,要么拔刀相助。這種蔭庇關系當然不是靠花錢就能買來的,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一點一滴加以培養,因而含有相當多的個人成分。舉例來說,某位袍哥利用吃飯機會求本堂大爺幫忙,并獲得允諾;那么逢年過節,龍頭大爺家中請客,欠下人情的他必須到場以示效忠。來的弟兄越多,場面越熱鬧,主人臉上便越有光,而雙方關系也由此得到進一步升華。需要指出的是,農村的宗族或地主勢力何嘗不想通過施恩于人建立起有利于己的紐帶;但在興隆場,唯有組織嚴密、上下一心的袍哥憑借其超強的凝聚力才做到了這一點。

    各堂口內部的等級十分森嚴。六爺是普通成員能夠謀到的最高位子,大多數人都待在底層的九牌和十牌。入會、提升牌位均需繳不少錢,故而能做袍哥大爺的往往是家境殷實的地主、富商以及政府官員。相比士紳,商人對入會的要求似乎更加迫切。這是因為花錢買一個虛銜,既有安全感,又能得到各種實惠。比方說,袍哥四通八達的關系網可以幫助他們走到哪里都無需繳稅。抗戰爆發后,曾有兩個本地農民看準不斷擴大的棉花市場,于1938年各自做起布匹生意,并加入了袍哥。至1940年,他們的買賣越做越紅火,會內地位也一路攀升。其中一人被提拔為三爺;另一個年初由九牌進入六牌,年底又打破常規,升入五牌(照規矩,會員在同一牌位內必須待滿一年)。

    袍哥的組成相當復雜,士紳、富商只占極小部分,基本成員都是引車賣漿者流,如破產農民、小商販、苦力,甚至包括剃頭匠、裁縫、算命先生以及除痦子的江湖郎中。農村地區戒備較嚴,任何來歷不明的陌生人都有可能被關進鄉公所審問幾天。為了避免或減少此類麻煩,那些走街串巷、四處謀生的人不得不向袍哥尋求庇護。繳錢入會成為普通一員,僅能保障出門在外免遭欺負而已。跑遠路的生意人只要舍得花錢,升入較高牌位就能享受更多優待:往返成都、重慶,不但土匪不敢騷擾,沿途關卡也免費放行。

    繳納會費對普通人來說是個不小的負擔,考慮到這一點,人人都入會似乎大成疑問。的確,一些沾光較少的窮人在繳錢時就表現得猶猶豫豫。入會程序一般是這樣的:首先得找三位袍哥做保人,酒肉款待,繳納入會費;然后憑其引薦,參加一年兩次的“開香堂”儀式,從而成為一名新會員。在1941年,做工的人家要想湊夠三塊錢入會費——這是頭等堂口的標準——并宴請三位保人,殊非易事。如果家庭背景有問題,保人還得增加到六個。

    正是基于這種關系,興隆場六個堂口的龍頭大爺個個頤指氣使、威風八面,連堂堂鄉政府也不放在眼里。另外還有許多幫規,諸如“出賣碼頭挖坑跳,殺害大爺拿命償”、“莫把大爺欺,小心遭撲灰

    (指內部處死)”、“上不服義兄,下不助義弟,必喝洗腳水”等等,愈發使袍哥內部的尊卑秩序牢不可破,無人敢越雷池一步。


    (本文摘自《興隆場(1940-1941):戰時中國農村的風習、改造與抵拒》,(加)伊莎白(美)柯臨清/著,俞錫璣/顧問,邵達/譯,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8年11月第一版,定價:58.00元)


    (《中華讀書報》2019年2月20日 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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